2020年诺贝尔奖，每个奖项的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60万元）。这个奖金额度与21世纪头十年的水平一致，却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重返千万大关。
奖金的多寡与诺贝尔基金会的收益情况有关。年景差时，每个奖项的奖金可能只有800万或900万瑞典克朗。无论额度如何调整，诺贝尔奖奖金始终保持稳定发放。目前，诺贝尔基金会管理的资产总值高达49亿瑞典克朗，能很好地支持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颁奖需要。
资产缩水
1896年去世后，瑞典科学家诺贝尔留下总值约3200万瑞典克朗的遗产，折合相当于2019年年底的1.8亿瑞典克朗。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遗产用于创立一项基金，通过安全的投资方式进行管理。基金投资所得的利息，用于奖励每年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五个领域分别有突出贡献的人士。
遗嘱中有关“安全”和“利息”的要求，奠定了日后诺贝尔奖稳定发放的基础。“安全”意味着投资手段不宜激进。“利息”意味着不动本金，还要继续增值——诺贝尔基金会本质上是一家投资机构。
即使本金雄厚，配以稳健的投资理念，诺贝尔基金会依然曾遭遇经济危机。比如，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购买债券或发放贷款的固定利息，难以追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更大的危机来源于税收。直到1914年，基金会的税负约为10%，属于可接受范围。然而该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瑞典政府于1915年推出“临时国防税”，基金会的税负翻倍。1922年，诺贝尔基金会所缴纳的税款，甚至比1923年的颁奖奖金还要多。那一年单个奖项奖金11.5万瑞典克朗，创造了诺贝尔奖奖金的历史低位。更尴尬的是，基金会居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斯德哥尔摩的第一“纳税大户”。
诺贝尔基金会早期遭遇财务考验，均与战争有关。临时国防税就是由一战催生，而通货膨胀也因战争而加快。诺贝尔奖奖金实际价值最低的一年是1919—1920年，奖金额为13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901年奖金额的87%。但彼时正值一战战后的通胀期，奖金实际价值只有1901年奖金的28%。而二战结束前后的三年、即1944—1946年，奖金额为12万瑞典克朗，但奖金的价值同样低至仅为1901年奖金的29%。
战后重生
所幸战争最终平息，诺贝尔基金会迎来恢复元气的机遇。
二战结束一年后，也就是1946年，瑞典政府终于豁免诺贝尔基金会的纳税义务。1953年，美国也加入给予基金会免税优惠的行列。这使得基金会在瑞典和美国的投资，都不用考虑税负因素。而这两个国家，正是日后基金会投资最集中的两个区域。
1953年还有一项新的关键政策出台，就是打破基金会投资渠道的限制。过去被认为风险高、不安全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不再成为禁区。
税负和投资渠道双重松绑，令诺贝尔基金会的财务状况稳步提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诺贝尔奖奖金的“含金量”逐年加大。基金会首先花了30年时间，于1981年将奖金数额推送到100万瑞典克朗的里程碑，这时奖金价值相比1901年依然不过是三成左右;之后基金会再用短短十年，令诺贝尔奖奖金价值跑赢通胀。1991年的奖金额为600万瑞典克朗，奖金价值是1901年奖金的1.01倍，是诺贝尔奖创立90年来，奖金价值第一次超越创始年。
在资产管理方面，诺贝尔基金会早在1987年通过一道堪称“神来之笔”的操作，就实现了资产价值对1901年的超越。
当时，瑞典房地产交易税增加，基金会将大多数有关房地产的业务剥离，独立成立了一家名为“应征者”（Beva ringen）的子公司。该公司在证券市场上风生水起，使得基金会所持资产首次突破10亿瑞典克朗，达到13亿，是1901年的1.41倍。
“神操作”的终极一招在于，基金会迅速套现离场，将应征者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让。基金会不但借此大赚一笔，更躲过了20世纪90年代瑞典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危机。
在1987年完成资产价值超越当年遗产价值后，诺贝尔基金会的资产管理始终保持跑赢通胀的效果。最巅峰的一年是1999年，基金会实际资产为39.4亿瑞典克朗，相当于2019年年底的51亿瑞典克朗，资产价值是1901年的2.79倍。当时正值美国战后股市最长牛市的时期，互联网概念将股价推上最后一波高峰，令持有不少美股的诺贝尔基金会资产价值暴增。
投资模型
21世纪初，美股互联网泡沫被击穿，大市由牛转熊。诺贝尔基金会自然也受到打击。而2008年金融海啸后，基金会也未能避免资产缩水。好在基金会没有伤筋动骨，资产价值始终保持在遗产价值之上。而要做到这一点，投资策略比单独某几项经典操作，更加有主导意义。
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人才，建立了一个具体目标：考虑通胀因素，基金会的年化收益率为3.5%。基金会认为，这个目标非常现实，对应的投资风险较低，而获得的回报已足以支持諾贝尔奖颁发以及其他基金会运营事务。
基于这个目标，基金会建立了一套基础投资模型。主要的投资标的有四种：股票占55%;另有10%为固定收益资产，如基金、债券等;10%为房地产;25%为另类资产，包括对冲基金等等。
模型同时设置了每项标的投资比例的上下浮幅度。例如，投资固定收益资产的占比最高可上浮到55%，这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现时其他标的市场发生较大波动的情况。
基金会还按照相同的标的比例，发明了一款基准指数，用来预估基金会短期的投资收益，以评价基金会的财务管理情况。
2019年，基金会减少了在欧美股票市场的投资，转而将1/4的持仓转移到全球其他地区的市场。得益于这一年股票市场的强劲升幅，基金会的股票资产在年底共有22亿瑞典克朗。
总资产49亿、资产价值为遗产价值的2.68倍，诺贝尔基金会的财富，已经回归到仅次于1999—2000年的水平。
伦理争议
相对于财务考验，诺贝尔基金会近年来在投资方面，更多受到的是伦理方面的考验。
有环保机构一直指责，基金会投资于那些制造军火或者生产化石能源的企业，无论在人道主义还是尊重自然方面均存在污点。
其中2017年由挪威一家环保组织发布的报告直接指出，基金会投资的对象中，包含萨博（瑞典航空制造商，生产武器，大众更熟悉其汽车产品）、莱茵能源（德国化石能源生产商）等企业的痕迹。另外，基金会还“很可能”投资了波音、埃克森美孚等企业。该报告发表后不久，基金会宣布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似乎是对于投资不检的“掩饰”。
事实上，2017年3月，基金会就已经承诺不会持有核武生产商的股票和债券。诺贝尔基金会执行主席拉尔斯·海肯斯滕解释：“这个（报告发布的）时间点太不幸了……我们在3月制定了更严格的政策……最迟明年3月，我们不会再投资任何与生产核武有联系的对象。”
尽管诺贝尔基金会创造了百年“理财”奇迹，但人们不仅关心基金会是否运营健康，也会监督其庞大的资产是“取之有道”，抑或是“不义之财”。盛名之下相关的监督，永远在路上。
（亚白摘自《看世界》2020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