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桌上的水开了，咕嘟嘟响。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一间老办公室里，白岩松和东西联大第三届的11个学生围桌而坐。白岩松正严肃讲着多用形容词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
东西联大是白岩松的“新闻私塾”，已经招了三届共三十多个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4个学校的学生聚在一处，每月一课，学制两年。上课地点有时在北京东边的中国传媒大学，有时在北京西边的北京大学万柳公寓。白岩松钦慕辉煌的西南联大，便给它起名“东西联大”。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是东西联大的校训。第一届毕业生把这句话印在了T恤上，连同白岩松的卡通头像。
给每一棵树剪枝
与电视上的西装革履不同，据学生们形容，白岩松出行的标准打扮是鸭舌帽、T恤衫、运动裤、休闲鞋，再挎一个万年不变的绿色环保布袋，即使它已经褪成了灰绿色。我第一次去听课时，应我们的拍照要求，白岩松穿上了西服皮鞋，却依然扣着鸭舌帽，挎着印有“东西联大”的环保布袋，毫不介意这身行头的对冲感。我第二次去听课，他果然穿上了学生们形容的标准打扮。
白岩松想办“新闻私塾”的想法，2007年就萌发了。他说作为不在校园里的人，想给新闻教育添加点不大一样的东西。他拉着相熟的新闻老师们一起琢磨着，但真要实行却没那么容易。
2012年的一个晚上，白岩松读着赵越胜的《燃灯者》。那个灰暗年代的师生故事点燃了他。他突然把书一合，跟自己说：“嗨！再难，难得过那时候？我赶紧也开始弄吧。”
只能先从熟人下手。他联系了3个学校里的4个专业：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清华大学新闻专业、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和播音主持专业。跟白岩松相熟的老师们主要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中选择将来准备从事传媒工作的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跟白岩松学习，再把候選名单报给白岩松，他从里面选择10个人。第二年，没那么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老师主动找来，希望也能参与合作。
2012年11月1日，东西联大诞生。按第一届学生们的总结：“东西联大属龙，天蝎座，出生数字全部加起来是8，月支日支3个1。这是要登基的八字。集体跪。”
扑克牌准则
中国传媒大学的那间老办公室是白岩松上学时他的恩师曹璐的办公室。学校曾提出换个好点的地方给他们上课，白岩松拒绝了，他对这个小屋子有感情。
白岩松要求学生每月读3本指定书，每本写350字的书评。每次上课时，他先花一两个小时点评每个学生的书评，不时从书评生发开去。第三届学生刘亦凡说，老白特别不喜欢大而空，对这350字，他要求学生们把想法和经历都融入到读书里去，不是单纯写书评，“感觉是从自己内心里掏东西写在纸上”。
老白的典型评论是这样的：“我比较惊讶，XX在美国一年，连份报纸都没买过。……你做新闻人得去观察这个社会，比如说我去一个城市一定会去菜市场，因为菜市场才真实。……原来广东熬汤没那么费劲，各种配料已经全弄好了。”
“‘谁是谁非，时间会给出答案。以后千万不要用这样的语言作结尾，这是八股。一但你不知道怎么结尾，就这么结尾了。……还有这个结尾，其实等同于XX的那个结尾，‘梦醒了，生活依然要继续。废话！”
“你以为你是90后，其实你身上还有25%的50后。”
第二部分是白岩松讲新闻业务课，每次一个主题。
第三部分是学生们自定主题和形式的展示环节。每次的主题不能重复，他们谈执政党、民族问题、性、香港问题、如果我是同性恋……每次的形式也不能重复，他们拍纪录片、演情景剧、做新闻现场连线……为想出不一样的方式绞尽脑汁。
第四部分是看一场白岩松挑选的电影，大多是纪录片。
最后是愉快的聚餐，正好坐一大桌，白岩松买单。他摘掉眼镜，眯着眼睛点菜，居然很少被服务员认出来。学生们说，老白的点菜特点是收不住，经常盘子摞盘子，得在旁边反复提醒少点些。
水足饭饱，本月班长拿出扑克牌，抽出下个月的班长是谁。班长要负责下个月收作业、定实践作业的选题、跟同学和老师沟通。
扑克牌是东西联大的象征物。一开课，白岩松就确立了扑克牌准则。“因为联大所有的选择必须是民主的，这里民主的模式就是扑克牌。”每月的班长是扑克牌抽的，课堂上临时发言的顺序也抽扑克牌决定。
第一届学生毕业了，他们把纪念性的东西——联大毕业证做成了扑克牌的样子。花色选择红桃，“那代表永远的爱，我们不要最大的黑桃。而且以后的班级都不能选红桃了。”陈之琰说：“对，就是这么霸道。”
还是抽扑克牌，他们决定了从1到10的顺序，正面写着名字，背面是白岩松写给他们的毕业诗。白岩松成了红桃老K，老K的脸换成老白的脸。决定制作后，大家在白岩松家里碰巧发现竟有一个红桃K的摆设钟，“冥冥之中，感觉很神奇”。
最大的理想主义
白岩松说，自己后半辈子就是40岁写过的那几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他希望联大的人“都是方法派、行动派和建设派，是一个人情练达、更有人性和人文关怀的，同时不以短期的赢或者输去做一种评判或者内心太大波动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行动。当下的中国社会，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在抱怨，觉得责任全是别人的。那你在做什么？”
东西联大第一届的10个学生毕业后，有3人继续读书，其他7人都从事传媒相关工作。但传媒界“大拿”白岩松并没有在他们找工作时给予帮助。
“我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东西联大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地方。”白岩松说，“但是你如果认真读完这两年，你的工作应该不会太差。”真到了找工作季，他还是给每人准备了一封推荐信，告诉大家需要的时候就去拿。但推荐实习、找熟人打招呼这类的事，是不可能有了。
2015年1月，毕业半年后，东西联大第一届学生重回老白家大聚会。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回北京。大家撺掇老白换件显年轻的衣服，然后把他的古典音乐碟摞起来，把手机架在碟片上，设定自拍时间，一起举着韩美林题写的“东西联大”，拍下欢乐的大合影。
不过欢乐的氛围很快变了。工作后大家的纠结和憋屈，纷纷冒了出来。这个哭完那个哭。老白储存的好酒都被喝光，杯子也碎了几个。“所有对工作的幻想都已经破灭了。也只有在老白面前，跟这10个人在一起，才能有那种释放。跟别人根本讲不出口。”陈之琰说，“可能还是遇到了衰落的媒体业吧，整体的无力。说白了，不论是老白，还是清华北大，灌输给我们的都是不能只是独善其身，心里总有一团火想要去兼济天下。但是，现实远没有理想那么美好。会有一些抱负实现不了，会有一些纠纠结结的事情。”
你是不是真的开心
白岩松说这三年办学的最大感想是很快乐，而且觉得非常落地、踏实。学生不是简单地来了又走，他清楚每个学生的成长脉络，“你要陪伴他们一辈子的”。
他不大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去互联网做一些可能传播量更广的节目。他说：“我总是害怕，挣钱变得这么容易了，然后我拿它干嘛呀？我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这么多钱。衡量标准不能是外在的标准，我挣多少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要问你是不是真的很开心。我做这件事，真的很开心。”
白岩松想把东西联大办到自己70岁。“那我大约能有二百六七十个学生。一个画家画一辈子，能在这个世界上留多少画呢？几十幅？如果是270名学生，就很具体了，那就不一样了。”
白岩松描述自己作为老师的职责是“帮你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让你知道房间有多多，世界有多大。接下来，进哪个房间，多深地去打开，取决于你对哪个房间更有兴趣。老师的职责就是开门，不是陪伴你把一个房间弄明白。”
白岩松想象着，这个教学模式可以复制：“如果我们行当中，有50个资深新闻人，愿意以这种方式潜入到我们新闻教育当中，你说孩子们得到的会多多少。”
（翟柱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