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母亲更加多愁善感了，女儿要让母亲搬去同住，母亲拒绝了，她拍一拍卧室旧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父母亲的结婚照，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了。
1925年7月，在北师大就读的许广平写了一篇题为《罗素的话》的论文，她把论文夹在寄给鲁迅的一封信里，想请鲁迅过目并提意见，跟过去一样。
我上高中时，在我们的县城，每月月底放假，伙食费有剩余，我就买些零食，在等车的时候吃，或者带回家里，等车是在一个叫老火车站的地方，估计以前是个火车站。
小时候过年，大人总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了，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令人思之不尽。
生活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即便最要好的朋友，当你突然出人头地，混得超出预期的时候，对方的心里，也会生出难以觉察的不快来，表面上。
作为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奚牧凉却一直做着在别人看来不务正业的事情，他是校园剧社的社长，同时还写戏剧评论。
那年，我考入了上海的一所名校，父亲很得意，认定我会光宗耀祖，结果，两年后我失恋了，学业也溃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我只拿到了结业证书。
我们要去某个地方，总是不由地问上一句：“快到了吗？”越是离这个地方近了，问的次数越多，心里明明知道，嘴上却还要问，这也符合人们的心理活动。
倘若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则另当别论，为了一步一步往上爬，首先必须获得他人的赞同，赢得朋友，建立人脉。
多年以前的辛丑除夕，那大约是城里的百姓饿到极致的时段，三十晚上，母亲七拼八凑，勉为其难地总算做出了几样年菜：一碗慈菇、胡萝卜烧猪肉。
那段枯枝，约有半尺长，粗若手臂，是用手随意拗断的，断口处参差不齐，别有一种粗犷古朴之美，树皮，龟裂了，这里掉一块，那里缺一片，斑斑駁驳、破破落落。
横须贺车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建筑物，历史悠久，据说建于大正时代（1918年），我在等車的时候，忽然发现站前街心公园里有一座十分气派的纪念碑。
我妈妈相信应该物尽其用，我们总是将牙膏管挤压到薄如刀片、盘子吃到光洁如镜，我的牛仔裤要穿到膝盖处至少缝补三次，妈妈才允许我买一条新的。
我家庭院有一个长约三米的花圃，常年荒废着，野草趁虚而入，肆意撒野，我一直没空打理，只好任由它去，疫情肆虐，困居家中。
四十年前，我和二弟三弟都还是只有几岁的小孩，有一年春天的一天，一个汉子用自行车拉了半箱水果糖，到我们村叫卖，我和弟弟跑到村路上看他卖糖。
我的一次无心之失，伤害了一个中学女生——我甚至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失”，她是女儿小年的同学，看到我，摘下口罩，露出腼腆的笑容，跟我打招呼。